本书中的一些细节感人至深：袁相忱牧师夫妇去看望王明道先生，“王先生已经年届九旬，身体衰弱，眼睛也已完全失明了……他拉住相忱的手，哭着说：“相忱啊，我的好弟兄！我看不见你了！”一边说着，一边用手不住地抚摸着相忱。屋里的人也都哭了……相忱回顾自己，感叹地说：“我这一辈子平平常常，啥也不啥。整天忙，也想不起写点儿什么，没什么著作……”王先生打断相忱的话，说：“你别这么想！没有著作不要紧，有忠心就够了！神是看你的忠心，至死忠心到底，必得生命的冠冕！”
忘记中国教会的历史，就无法看清中国教会的现在。从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到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家庭教会走过了半个世纪坎坷不平的信仰之路。走在这条路上的老一代圣徒，其生命经历正如赵西门老弟兄在诗歌《十架归路》中所描述的那样，是“有血、有泪、有争战”，且“多风、多雨、多险阻”。当然，在血泪争战和风雨险阻之中，软弱、失败也有。然而，无论是得胜还是失败，这些经历对中国教会来说都是宝贵的。为了使这笔宝贵的属灵财富能够得以保存，生命季刊决定出版这套“中国基督徒的半个世纪”丛书。在丛书中，一批有半个世纪信仰经历的老一代信徒，将他们的生命见证及神学思考记录下来（或由其他人整理出来），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神在中国教会的作为，也可以使年轻一代信徒，对半个世纪的中国教会发展历程有更多的了解。
《行过流泪谷：袁梁惠珍生命见证》已由生命季刊出版，袁师母口述，白民整理。
第一章 第一节
我一九一九年农历十月十七日出生于中国北方城市天津一户梁姓的广东籍人家，是家中的长女，父母为我取名惠珍。
我的祖父梁耀南，字汝辉，原籍广东肇庆，毕业于清末的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在广东水师服役。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祖父随所在的“广丙”号军舰奉调北上，加入北洋舰队作战，浴血抵御外敌。战后，祖父离开水师转入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从此带领全家在天津定居下来。
小时候，我看到过祖父珍藏的水师军服，上衣和帽子上都缀着金黄色的穗子；也听过他亲口讲述在海上战斗的往事。祖父亲身参加过著名的黄海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一八九五年初，刘公岛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祖父讲到他们在风雪严寒中从威海卫仓皇撤退，路旁丢落的银元宝都没有人去拾，不禁发出深深的感叹，“那时候，顾命不顾钱啦！”
祖父在军舰上担任测量。清末水师都使用英文操典，甚至用英文喊口令，所以官兵都有不同程度的英文水平。祖父是水师学堂毕业的，当然英文更是熟练，书写也很流利，可我看他的中文却写得歪歪扭扭，看起来简直和英文的字母一个模样了，就故意逗他，问：“爷爷，你是外国人呀？怎么写字这样呀？”祖父笑笑，回答：“我写惯英文了。”
父亲梁巨骥，字展云，是祖父的独生子，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时因成绩优秀，被学校推荐出国留学，当时他还没有和母亲结婚，本没有什么家庭负担，但他为了侍奉父母就放弃了这样的机会，自愿留在国内工作。
祖父在铁路局同时兼有两份差事，一份是作“洋帐房”，就是用英文来记帐；另一份是“测量-记时”。因为铁路上必须有精确和统一的记时，但那个时代所通用的机械式钟表又经常存在误差，就需要通过每天定时测量太阳的角度和位置，计算出准确的本地标准时间，以统一调校铁路局管辖内各处的钟表。有时，祖父就在自家的院子里，拿着一个我们叫不上名字的仪器，对着太阳照，仪器上有一面水银的镜子，当反射的太阳光线与仪器上的标志对成一条直线时，便记下数字，再对照着一本从美国寄来的手册计算时间。
父亲大学毕业后也进入天津北宁铁路局，先在营业课作课员，不久升任营业课课长。
祖母梁黄氏和母亲林贵好也是广东人，都是信佛的。祖母性情温和，乐善好施，时常尽力周济那些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亲朋和邻里。母亲曾念过私塾，但是识字不多，十七岁嫁给父亲，虽然出身于富商家庭，却能勤俭持家，不仅能做漂亮的针线活，还能料理一手地道美味的广东菜。
到我出生的时候，因为有祖父和父亲两个人一共三份在铁路局里的优厚薪水，全家居住在靠近铁路局的河北区新大路二经路多禄里六号，过着殷实平稳的小康生活。那是一座宽大舒适的院落，有七间中式的平房，房间里摆设的是全套古旧的硬木家具，还雇有佣人做饭、洗衣服。后来随着弟妹们的出生，家里人口逐渐增多，又有了专门做衣服的裁缝。长方形的院子有三、四十平米，院里有单独的厨房、压水井和厕所等。房子后面还有一个略小的后院，虽然在北方定居生活已经多年，全家人仍保持着广东人喜食生鲜的饮食习惯，因此后院除种植一些花草之外，常年笼养着一二十只鸡鸭，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池子，里面总是存有一二十条鲜活的鲩鱼。那个时代，水泥被称为“洋灰”，是中国不能生产的，能用昂贵的进口“洋灰”在家里砌鱼池子，可不是寻常家庭可以做到的。（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