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就是个喜欢耍笔杆的人，对文艺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小说。在那个时代，正是国家动乱的时代，旧的政权眼看就要被推翻了。人人不满现实，把希望都建立在那将要来的新政权上。当时的文风也是走这条路线，反映现实，批评现实。记得我初次写稿的时候，都是喜欢写一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一类的东西。有一次有人劝告我说：“你这种象牙塔的作风，只图能写一手好的文章，搏得一些读者们的爱好，这样你至多不过只是一个作家而已。当你下笔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了别人的幸福著想？现在世界上需要我们写的东西太多了，何必把你自己的事看得那么重要。”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可是我那时候，才只是一个中学生，思想幼稚，还能写出什么对人有益的东西呢？于是我就常常多读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要反映现实、改变现实的。在中国的文学著作中，我喜欢鲁迅的《阿Ｑ正传》、《祥林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蚀》和《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等等。西洋文学之中，我也喜欢旧俄时代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苏联的小说，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国左拉的《娜娜》、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美国辛克莱的《石炭王》，约翰．斯坦倍克的《愤怒的葡萄》。我就在这方面努力，一心想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文豪，用我这枝笔来改造这个世界。
但是我的梦，始终没有实现，而我以后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当时那些作家们所幻想的。我发现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中，现实永远是丑陋的。不管你用笔把它描写得如何的美，但现实永远都是如此，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到后来，我的作风就变得非常之消极。我还是继续地在写，要写人间那黑暗一方面，让人去自找光明的路。我不能指示是那一条，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信了主之后的初期，对真理还看得不清楚。有人对我说：“何弟兄啊，你那么喜欢写作，为什么不做点文字工作？”我就想，写基督教一类的东西范围太小了，说来说去都脱不了三个字“传耶稣”，实在是枯燥无味。记得我有一次读王明道先生的《五十年来》，有一段讲到他办《灵食季刊》一期一期地出。我就想，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主题，他哪里有那么多的东西来写？有一回，我去参加一次夏令会，和一位弟兄坐在车上，谈起我平时在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在从事文艺写作。他就对我说出这么一句话：“弟兄啊，总有一天你这些东西都要丢掉的。”我听了大起反感，他是在浇我的冷水！
后来我清楚得救之后，有一次，布道家计志文牧师来领奋兴会的时候，在最后的那天晚上发出呼召，要所有愿奉献自己的，都走到前面来。我受了圣灵的感动，就走上去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再也没有什么灵感来写文艺作品了，小说家的梦也醒了。我就放下这枝笔，一放就是很多年。
一九五八年，我来美国留学，学的是历史。因为我的记忆力不好，阅读太慢，结果读不下去，改念教育，也失败了。当时我以为神这时候要呼召我出来传道进神学院，因为我已经奉献过了。但是我把这件事去和周主培牧师谈之后，他就对我说：“你读书的能力那么差，还想进神学院哪。你不知道在神学院里要读多少书，还要学希伯来文、希腊文！” 他这么一说就把我吓倒了，我就求问主：“主啊，你不要我去读神学，那你叫我去走哪一条路呢？”
感谢主，我那时对摄影很感兴趣，学校里刚好有一个摄影系，我就转去学摄影，拍照片，洗印像片，也不必去图书馆里死啃书本。就在这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文字事奉。因为我有了生命的经历，读经也见到不少的亮光，发现属灵的境界是广大的，有数不尽的东西可以写。我不仅可以看到不完美的现实，而且能指出一条实实在在的改变现实的路，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学摄影是很轻松的，我就开始向香港的《生命月刊》投了两篇稿，全都登出来了。后来我又继续一篇一篇地投去。写的太多了，我又投到香港其他的杂志：《圣经报》、《晨光报》、《卫道双月刊》等。也都一一地登出来了。
离开学校之后，我在华盛顿找到一份工作，就迁到那里去。遇到香港来的一位刘姊妹，是一位传道人。她勉励我说：“何弟兄，香港的人对你期望很高，你好好做下去。”那时候我又有一个感动，想把以往的作品，收集起来，出版成一专集。可是我是个无名小卒，又有哪一家书局肯出我的书呢？可是那时候美金价值很高，在香港、台湾，印一本二百页的书，才只要二三百元。我的经济能力还可以办得到。我就和香港的圣道出版社讲好了，请他们印，我出资。出版之后，送给他们卖，只要给我一百本就好了。于是我就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一把面粉一点油》。不久，我又写了另一本小册子，叫《万能之钥》，是用散文方式来传福音的，由香港的晨光社出版。没有想到，香港有一个组织，叫“福音广传团契”，他们的工作是在报纸上登福音单张来传福音。他们看到我的这本小册子，觉得很不错，就登报赠送。感谢主，有很多人来信索取，有不少人看了就信了耶稣。福音广传团契还特地召开一个聚会，让那些看了这本小册子而信了主的人来参加。他们一个个站起来作见证，说如何读了这本小册子而信主的。后来这个福音广传团契的组织发展到台湾，在台湾各报上登报赠送这本小册，已经不知出了多少版了，在今天仍然由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信主的人有上千，其中去读神学做传道的也有。最令我感动的是，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也信了主。
后来我就觉得单单领人信主还不够，应该做一点跟进的工作。于是我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脚前的灯》，告诉初信的人，如何祷告读经，过一个属灵的生活，也登报免费赠送。
我的书出多了，以后就不必再自己出钱来印，但我却不收丝毫的版税，于是我相继出版了《扎根的生活》、《不能不说》、《生命与生活》、《作我的见证》、《培灵什景》、《晓光集》、《真有天使吗？》、《圣经人物见证》、《天国与千禧年》……等等。
到了一九六九年，神让我如愿以偿。以往我写的书，全都是传福音和教导这一方面的。我的志愿还是写小说，这是我所最喜好的。我原想写写福音小说，但是我在想，小说虽然是好，但究竟不是真的，是我自己造出来的；为什么不去写真人真事。那时候我读到一本英文书叫《逃》（Run Baby Run )，是讲到一个美国不良少年，参加纽约的帮会，出去打架，做种种不法的事，后来悔改信主了，便完全改变过来，专门带领不良少年信主。我把这本书译成中文，由台湾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之后，不到几个月就卖光了；结果再版了十多次。于是我就开始专门收集这一类的书翻译，有各种不同的故事，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有的书我翻译过后，还特地去访问那个著者，写一篇访问的经过放在后面。我一共前后翻译了几十本，其中也有宣教士的故事，及残废者的见证。内容精彩，比小说还好，在属灵上又可以帮助人；有的可以使人信主。
我常常遇到一些由香港来的青年人说：“我在十二岁时就开始看你翻译的书了。”几年前在印尼椰城的“荣耀堂”，我领完最后一天的培灵会时，遇到台湾来的一位张姐妹，她对我说：“我读了你的书，得到很大的帮助，也买了很多去送给人。”感谢主赞美主。我就想，我翻译了那么多的见证，全都是外国人的，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很好的见证，却没有人去写。那些外国人的见证，绝大多数，都不是他们自己写的，而是有人代笔。这些代笔的人，他们称他们为 ghost writer （鬼作家）。我们中国人中间难道没有一个人肯做“鬼”的吗？于是我就常常在神学院里呼吁有人出来做“鬼”。神却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做‘鬼’呢？”
有一次，我翻译一本书时，看到著者写这本书的经过。他要有三年的时间，天天和书的主角在一起，明白他的一切。我想我哪里能有三年时间和一个人在一起呢？
后来，一九八三年的圣诞节左右，我在台北圣教会的大专团契，听一个“门徒训练中心”的学生吕代豪作见证，他过去是一个甲级流氓，无恶不作的，专门打架闹事，后来信主，现在做了牧师。我一听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值得一写，但是我不能有三年的时间和他在一起。我就想试一试看，由他来录音，我把它整理成文字。我就和他商量，我教他怎么录，因为是小说体材，所以要他讲得越详细越好。他录了整整一年，我一个多月就把它写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结果成绩很好，书名叫《审判台前》，后来改名叫《收刀入鞘》。一共销了十多版，有人看了晚上都不睡觉。于是我又写第二本书，叫《重见天日》，讲一个越南当兵的华侨卢光临，他曾在越共集中营里生活了五年；他现在在洛杉机一家华人宣道会当牧师。
以后我就这么一直写下去，现在已经写了十八本了。很多都是我亲自到那个人家里去，在他家里录音，然后把录音带拿回来写，现在我变得很忙，常常要跑出去录音。我就发现，我们中国信徒中间，可以写的见证实在是太多了，只是没有人去写。但是我也有三个条件，第一，他的故事要长，足够写成一本书，大概是二百多页。而且要荣耀神，造就人，不是替他自己做宣传。第二，故事要富有戏剧化，能引人入胜，不要太平淡了，使人看不下去。第三，除了那些有点名气的人以外，他自己要想法出版和发行。在这些人物见证的书中，其中一本《不灭的灯火》是台湾吴勇长老的见证，得到全台湾八十年度人文类图书的金鼎奖。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吴长老的故事太动人了。
算一算，我做文字圣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出版的书目前已有一百十一本，当然其中有很多本都已绝版了。但是若主许可，在我有生之年，希望可以写出二百本。我想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小说家的话，我绝对写不出一百十一本书，就算写出来了，对人又有什么益处呢？浪费别人的时间，也浪费我自己的时间。
